国企改革的确也是本次三中全会绕不开的议题。一方面，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，国企改革可以释放国有经济活力，助力稳增长。另一方面，作为产能过剩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要源头，国企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促进调结构。

　　国企改革尽管可能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，但却一定是绕不开的议题。

　　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启动改革开放以来，国企改革大体经历了三次关键的转折点。

　　第一次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，中央首次提出“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，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”，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进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。

　　第二次是1992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，中央首次提出为国有企业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”，改革的核心是以“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政企分开、管理科学”为目标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。

　　第三次是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，中央首次提出“大力发展国有资本、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”，改革的重点从单纯的国企转向全面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，其核心是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。

　　如今，为下一个十年谋篇布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近在眼前，国企改革会不会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呢？

　　我们认为，国企改革的确也是本次三中全会绕不开的议题。一方面，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，国企改革可以释放国有经济活力，助力稳增长。另一方面，作为产能过剩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要源头，国企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促进调结构。

　　近日国资委[微博]层面也释放出明确信号，将“争取在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”国资国企改革方案。但我们认为即便如此，也不可对国企改革过于乐观。

　　一是改革或局限于机制层面，体制层面难有突破。从改革的脉络来看，前三轮改革相继完成了监管体制、经营体制和所有权体制的框架改造，建立了基本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，每一轮改革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接下来的改革若想进一步触及体制，必须解决国企的定位和功能问题。在目前的政治架构下，难以出现突破性的体制改革。

　　二是改革或局限于地方国企，央企层面难有突破。前几轮改革之所以大刀阔斧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企陷入经营困境，倒逼改革加速。而目前来看，这一条件并不具备。今年1-9月，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7667.3亿元，同比增长10.5%，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，这和之前几轮国企改革时期国企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大相径庭，国企整体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。

　　但如果具体来看，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出现明显分化，前者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2838.3亿元，同比增长16.3%。而后者仅累计实现利润4829亿元，同比下降2.4%。显然，地方国企的改革动力更强。

　　那么，如果下一步地方国企改革加速，哪些领域将成为改革的重点呢？我们认为这仍将围绕“国资管理”和“国企管理”两条主线展开。

　　第一条主线是国资管理体制改革，也就是从外部改进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。其基本原则是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。具体来说，包括以下两个方面：

　　首先，完善分类监管的国资监管体系。目前我们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，这种分类不够完善。下一步可能将国企划分为竞争类、功能类和公益类企业，实行差异化管理。竞争类企业的市场化导向最为明确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。功能类企业主要承担国家重要的战略或专项任务。公益类企业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，实行社会效益。

　　其次，通过兼并重组优化国资布局。建立公开透明的国资流动平台，推动兼并重组，优化三个布局：从产业布局来说，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和发展阶段，重点扶持和发展适合当地定位、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及战略新兴产业。从区域布局来说，根据各地区的发展规划，推动当地国企向重点区域或功能区域集聚。从市场布局来说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“走出去”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，逐步形成全国、全球布局的企业集团或资本管理公司。

　　第二条主线是国企管理体制改革，即从内部改进国企的经营管理架构。其基本原则是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殊的现代企业制度，提升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。具体来说，包括以下两个方面：

　　首先，完善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。选人层面，确保董事会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经理层，用人层面，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，全面落实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，严格进行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，执行经营者能上能下、人员能进能出的管理原则。

　　其次，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。保证企业领导层收入、员工收入以及企业效益形成联动。对符合条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，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。对高新技术和创新产业，鼓励通过技术专利、科研成果入股实行奖励。与此同时，健全与激励机制相配套的约束机制，比如财务审计、信息披露和追索扣回等。

　　(本文作者介绍：管清友，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)